对于瓦胡岛的居民而言，被枪声、炸弹声和低空飞机的轰鸣声从睡梦中惊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瓦胡岛满是...
对于瓦胡岛的居民而言，被枪声、炸弹声和低空飞机的轰鸣声从睡梦中惊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瓦胡岛满是军事基地，实弹射击操练更是屡见不鲜。在1941年年初，战争的危机似乎愈演愈烈，军方开始进行“战争演习”——让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互相对抗，模拟作战。在这些日子里，由于大量弹药发射到空中，山摇地动，好似地震袭来，瓦胡岛上的简易木制房子摇摇欲坠。所以，在1941年12月第一个星期日早上临近8点钟，司空见惯的摇晃又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居民直接拽过枕头，把头蒙住；另外一些人则继续喝他们的咖啡，看四格漫画，听广播，尽力不去理睬远处炸弹造成的阵阵冲击声、高射炮的轰鸣声和机枪微弱的嗒嗒嗒的声音。
但是，人们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日常的演习。地板开始摇晃，窗户乱颤，飞机擦着头顶呼啸而过，机枪的弹壳就像冰雹一样落在房顶上。在火奴鲁鲁，平民百姓从房子里走出来看个究竟，许多人还穿着睡衣。在城里就能听到爆炸声，麦卡利区的国王街上还冒起了浓烟。刺耳的警报声响起，在西面珍珠港和西卡姆机场上空，燃油着火冒出的黑色浓烟直冲云霄，高达几千英尺[1]。地面上的人抬头就能看到一个小型俯冲轰炸机编队在高空盘旋，呈数字8的形状排列。不时有几架飞机会组合成整齐的攻击队形，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俯冲下来，开始投弹攻击。
目击者瞠目结舌：这一次，开飞机的小伙子们演得可线岁大的孔丹还穿着睡衣，他跟他兄弟说：“哇，动作好帅啊。”[2]为了看得更清楚，两个人爬到家里后院的鳄梨树上。“我不得不说这场演习太真实了。”另一个目击者回忆道。[3]珍珠港的一名船员将这场轰炸称为“陆军航空队上演的最他妈棒的演习！”。[4]珍珠港上空的浓烟被认为是“烟幕弹”[5]——或者，就像火奴鲁鲁的市长莱斯特·皮特里想的那样，是“演习的烟幕……我觉得这场演习简直就跟线分，KGMB电台中断了平时怀基基第一浸信会的管风琴转播。播音员韦伯利·爱德华兹读了一则简讯，召集所有军事人员返回基地和岗位，然后恢复了正常的广播节目，但是每隔几分钟就会再次中断，要求消防员、医生、援助人员和救灾者各归各位。上午8时40分，爱德华兹再次广播：“现在暂停广播内容，向大家播送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本岛正在遭受攻击。再重复一遍，本岛正在遭受敌队攻击。”[7]听众将信将疑，没把这个新闻当回事，他们以为广播只是一种不太常见的让演习显得逼真的做法。有些人想起了三年前奥逊·威尔斯的科幻广播剧《世界大战》造成的恐慌。接近9点时，爱德华兹再次播报。他用颤抖的声音请求听众相信他：“这不是演习。日军正在袭击珍珠港。这是线]
就连那些富有经验的军人都难以相信他们看到的一切，随着袭击的进一步展开而感到困惑和眩晕。他们慢慢地才开始相信这是真正的袭击。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我们发现很多人对于都有些后知后觉。一架飞机开过来了。（“那些飞机为什么飞得那么低？”[9]）美军地面防空炮对入侵者开火。（“小伙子们为什么要朝飞机开火？”）炸弹落下来。（“飞行员太愚蠢太粗心了，连释放装置都看不好。”[10]
[11]）飞机开始往上飞，机翼下侧露出日军的“太阳旗”标志。（“我的天啊！他们真卖力啊！他们还把太阳旗印在飞机上！”[12]）一艘美舰爆炸了。（“这是哪门子演习啊？”[13]）即便到了那时候，还有些人不相信战争开始了。也许就像轻型巡洋舰“圣路易斯号”指挥官A.L. 西顿猜测的那样，袭击者是“一个孤独且愤怒的日本飞行员，他不知怎的开到珍珠港这里，现在给日本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惹了麻烦”。[14]在火奴鲁鲁市中心教青年会外面的街上，船员纷纷挤入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军用卡车开到了主路上，街上挤满了“荷枪实弹、戴着头盔、仰望天空的士兵”。[15]救火车、救援队还有骑着摩托车的迅速前往火奴鲁鲁几个着火的地区。警报声震耳欲聋，道路上满是轮胎摩擦发出的吱吱声。没有人再遵守限速规定。劳森·拉梅奇少校回忆道，在通往珍珠港的双车道柏油高速路上，“视野之内，公交车、出租车等各式各样的车子上都满载着船员，他们要赶往港口”。[16]
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说，最早让他们相信这是真正的袭击的，是他们的车辆遭到了敌军飞机的低空扫射。“我们听到了像是打字机的声音，”与其他海员一起挤在一辆出租车上的水兵拉里·卡茨说，“我从后窗往外看……看到一架飞机朝公路俯冲下来，机翼或是引擎喷着火。它在朝路上的所有车辆射击，我们的车也受到了攻击。”[17]电工杰克·洛厄正与其他几个人乘坐一辆敞篷卡车。每次飞机低空扫射时，这几个人都会猛敲驾驶室的顶部，司机会猛踩刹车，然后车上的人跳到路边的草丛中隐蔽。飞机飞过去之后，他们再爬回卡车里继续前进。[18]
[19]到上午8时10分，第一批炸弹和鱼雷击中停靠在珍珠港的战舰15分钟之后，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就被摧毁了。在福特岛东岸，在被称为“战列舰大街”的锚地，美军的战列舰被摧毁，燃起火焰，被浓烟熏黑，战列舰的桅杆和上层建筑以45度角倾斜在海港里。被击沉的战舰冒出浓浓黑烟，人们几乎无法辨别到底哪些战舰被击中。“加利福尼亚号”半沉入海，龙骨触到了海底，船体被日军的鱼雷炸开了；“西弗吉尼亚号”被摧毁，燃起熊熊火焰，涂料烧焦了，冒起泡，被击中的左舷升起巨大的烟柱；“马里兰号”和“田纳西号”情况好些，但是这两艘战舰挤在系船柱附近，无法动弹，失去了机动能力。“俄克拉何马号”被多枚鱼雷击中，已经瘫痪，倾斜了150度，长长的龙骨指向天空。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前弹药库爆炸了，“爆炸声似雷鸣般巨大，声音从很深的地方传来，十分骇人”，[20]
蘑菇状的火焰直冲云霄，高达几千英尺。爆炸后几秒钟，燃烧的碎片如雨点般掉落在附近船只的甲板上。这一幕持续了很久很久。“空中、火中和燃油里都有钢铁碎片，到处都是，”“亚利桑那号”的船员马丁·马修回忆道，“有木片、甲板的碎片、帆布，甚至还有尸体残块。我记得有很多钢铁碎片和尸体碎块落下来。我看到一条大腿连着小腿，看到了手指头，看到了手，还看到了胳膊肘和胳膊。”
“亚利桑那号”大部分船身已经不见了，整艘船都被掀翻了，尚存的船体沉入海港底部，只有上层的一小部分和二号炮塔的三个炮筒还露在海面上。“亚利桑那号”的塔楼和起重机大角度歪向航道，梯子上倒挂着船员的尸体。爆炸顷刻间夺去了“亚利桑那号”一千多名船员的生命，幸存者中也有很多严重烧伤，其他的船员都不知该如何救治他们。“这些人看上去简直就是僵尸，”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詹姆斯·科里回忆道，他曾在“亚利桑那号”上服役并在袭击中幸存，“他们被烧得全身发白，皮肤就像用石灰水刷过那么白。他们的头发被烧光了，眉毛也被烧光了。……他们走起来就像机器人一样。他们的胳膊吊在外面，往外伸着。他们还在甲板上吃力地走着。”
[22]但是，在目击了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袭击的人眼中，最难以忘怀的一幕是大量敌机俯冲而下，犹如乌云般遮天蔽日。那天上午之前，美国人一直被各种误导，以为日本海军的空中力量只是个笑话而已，不过是二等货色的飞机再配上三等货色的飞行员。但是眼前这些飞机的驾驶员技术极其高超。俯冲轰炸机投放的炸弹百发百中。鱼雷机飞行高度很低，投弹姿势堪称教科书级别。零式舰载战斗机紧跟在轰炸机后面进行致命的扫射。要是没有地面上和海港中的，空中这整个场景会是相当棒的飞行表演。目击者对于日本飞机超低的飞行高度惊讶不已——（如一位目击者所言）低到扔一个棒球就能打到一架日本飞机，低到从海军造船厂医院的三层往下能看到日军的鱼雷机袭击美国的战列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驾驶舱中的日军飞行员，许多飞行员的座舱罩还是打开的；人们能看到飞行员戴的“猫眼式”飞行眼镜，他们被风吹起的围巾，棕色的飞行员头盔，以及白色的头巾——“天啊，我甚至能看到他们的金牙。”惠勒机场的一名陆军军官说。[23]
许多目击者回忆称他们甚至与敌军飞行员有过奇怪的眼神接触。一些日本飞行员惨然一笑，像是道歉一般；还有一些飞行员甚至招了招手。另一些飞行员大笑着，做出嘲弄的手势。“他们飞得很低，能看到他们咧着嘴笑，”“尼欧肖号”机械师里昂·伯纳特说，“我是说，他们真的在大笑，都在笑；他们就好像在野游，或者参加舞会。”
[24]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称看到飞机后排的一名机“放下枪托，双手在头上拍掌，就像美国职业拳击手向台下的人致意那样。然后他又抓过枪，开始再次扫射”。[25]看到俯冲的飞机、扔下的炸弹和爆炸的船只，一些目击者想起了正在欧洲进行的战争的新闻片段，或者一些大手笔的好莱坞影片的镜头。整个场面有一种不真实、梦境般的感觉。“我仍然觉得会从噩梦中醒来或是看到战争片的结局。”海军军医艾尔芬格·金德鲁上校在袭击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后写道。
很多人记忆中保持时间最长的是那些非视觉的东西，例如船员被困在甲板下面因恐惧而尖叫的声音，燃烧的船上梯子的铁横档烫在逃跑的船员手心上的那种触觉，口里灌入机油的那种苦涩的味道，尸体着火发出的恶臭。这些记忆混在一起，杂乱无序，但是极为鲜活、深刻，事隔多年后依然如此。日本的袭击太过出人意料，和平突然转为战争，大骤然而至，袭击者还带着令人无法理解的愤怒和狠毒——“感觉就像是陷入洪水、龙卷风和地震中一样，”军士长查尔斯·拉塞尔说，“袭击来得又快又猛，让你瞠目结舌，呆若木鸡。”
[28]对于“加利福尼亚号”的信号员约翰·H. 马克高兰来说，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经历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么用什么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如果你经历过，那么就没必要用言语来描述了。”[29]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正在白宫二楼的“椭圆形书房”度过平静的周日下午。“椭圆形书房”和位于楼下的更大、更正式的“椭圆形办公室”不是一回事。“椭圆形书房”属于总统官邸的一部分，房间西面的双开门可以通往卧室和私人浴室。在过去历任总统任职期间，这间书房被称为“房间”或者“椭圆形客厅”，被当作起居室、书房，同时还会存放不想要的家具和文件。哈定总统和熟人及密友在这里打过扑克，胡佛总统在这里看过无声电影。到1941年12月，罗斯福已经在这里住了九年，这里很像他位于纽约哈得孙河河谷海蒂公园的家，有一种拥挤、舒适、微暗的感觉。墙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挂着不同形状、尺寸、主题的照片和画。总统的书太多了，书架都放不下，所以成捆的书横放在搁架上面，要不就是堆在墙边或角落。厚重的窗帘挡住了窗外的自然光，房间里有点阴暗；但正是因为房间阴暗，家具磨损的边角、轻微脱线的地毯、从落地灯到墙上插座的地板上拖着的弯弯曲曲的电线，都看不大出来。总统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总是有烟蒂，房间里有浓浓的烟味。与房间里的东西唯一格格不入的装饰就是那些和航海有关的东西。书房里放了大概二十几幅罗斯福最爱的柯里尔与艾夫斯（Currier Ives）的版画，画着大海中航行的木船。桌子上和书架上有六七艘舰船模型，模型外面有玻璃罩保护。一面墙上挂着罗斯福总统母亲的照片，旁边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海军英雄约翰·保罗·琼斯的画像。
对于罗斯福而言，“椭圆形书房”是灵魂的救赎地，也是内心的避难所。他经常一整天都待在这里，坐在书桌后面的轮椅上；而他身后是大大的窗户，往南可以看到椭圆形草坪和华盛顿纪念碑。很多总统事务都是他在这张桌子上处理的。他在这里阅读报告，口述信件和备忘录，接听电话，接见助手和拜访者。但这里也是罗斯福最放松的地方，那个周日的下午他就在这里放松自己。那天他穿着一件旧的灰色套头毛衣和法兰绒宽松长裤，一边修补邮票集，一边和他最亲近的助手也是好朋友哈里·霍普金斯断断续续地闲聊“与战争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
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40分，他桌子上的黑色电话响起来。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告诉罗斯福，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发来了紧急信息：“日军空袭珍珠港。这不是演习。”诺克斯能提供的信息就这些，他承诺一有消息就打电话。霍普金斯有些不相信。[32]
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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