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来说，冷战的结束既没有产生“和平红利”，也没有带来任何貌似和平的东西。相反，被欢呼庆祝的历史性胜利迅速让位于了动荡和冲突。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长期和平”的东西方对峙于1991年结束。这个时候，美国已经走上了其后持续近十年的前所未有的干涉主义道路。在此之后，美国人已经习惯于看到美队奔赴前线的报道——攻打巴拿马和波斯湾，占领波斯尼亚和海地，空袭科索沃、阿富汗和苏丹。然而，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序曲而已。2001年，大事发生了，遥遥无期的全球反恐战争于是开始了，有人把它叫做“长期战争”。

　　事后看来，“长期和平”几乎马上让位于非和平的迹象简直是太明显了。然而，在“911”之前，人们很难认识到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美军索马里惨败等事件的意义。毕竟，这些小事情并未改变当代最为确定的现实：美国地位超群，无人能够向其挑战。

　　20世纪90年代，在家和权威专家的敦促下，美国已经习惯于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国家”。这种不可替代性既意味着责任，又带来了特权。

　　最大的责任是主导一项宏大的经济一体化工程，即一般所称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是“软性或非正式帝国”的委婉说法。苏联的崩溃好像提供了一个扩展和延伸这个帝国的机遇，似乎创造了“美国治下的全球和平”。

　　这个“不可替代的国家”的主要特权是建立并执行一套规则，管理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像帝国君王般发号施令也是一项很需要用心的任务，不仅需要足够的智慧，也需要坚定的决心。美国偏爱的方式是劝告说服，但如果在压力之下，华盛顿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20世纪90年代的数次军事冒险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治理帝国需要充沛的、经济、文化力量储备，但首先是军事力量储备。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没人质疑这种假定。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无人能撼动，其主导地位不容置疑。这不是狂热民族主义分子的自吹自擂，而是传统认识。

　　回想一下华盛顿如何看待冷战后的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地位，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决策者未能预料、阻止和干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沉迷于帝国治理的精英并不关心保护美国本身。实际上，在“911”之前，没有人负责国土防御。

　　冠以“国防部”头衔的机构实际上不管防御，它的专长是军力投放。2001年，五角大楼正准备应付巴尔干半岛、东北亚或波斯湾的突发事件。它没有准备好应对针对美国东海岸的威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美队时刻准备着保卫首尔或利雅得，而曼哈顿只能自己保卫自己。

　　尽管看起来很荒诞，但这些防卫重点却反映了美国政策的核心原则：在保卫美国重要利益时，控制帝国边界比保卫本国国土更为重要。

　　“911”之后，布什政府确认了这一核心原则。虽然拼凑了一个新机构负责“国土安全”，但这届政府也加倍努力支持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并责成国防部专门负责完成这项任务。这意味着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可能时说服，需要时动武）让伊斯兰世界遵守美国制定的规范。这种帝国治理方式不再是软性且有商量余地的，而是更为强硬、更具强制性。

　　于是，对“911”之后的美国来说，战争好像已经成为常态。乔治W布什总统及其政府成员提出一个反恐战争纲要，建议持续数十年。在美国舞台上，没人质疑这一计划。在五角大楼，高级军官在谈论将持续一个世纪的“几代人的战争”。在“911”发生两个星期之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已经开始教育美国人“忘记‘退出策略’，我们看到的是持续交火，没有最后期限”。

　　总体而言，美国没有准确理解一场没有退出策略和最后期限的全球战争意味着什么。对以前的美国人来说，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名等同于欧洲人的轻率，只有野心勃勃的国王和有些疯狂的探险者才会为这些偏僻而荒凉的地方争来争去。对当前的美国人来说，这已经成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美国大兵必须付出巨大代价，征服这些遥远的“领地”。对收看晚间新闻的普通美国人来说，美国在遥远土地上的伤亡报道极其平常，与国会山上的阴谋诡计、南加州失控的森林大火一样平常。

　　“长期和平”的终结怎么这么快就让位于“长期战争”了呢？美国人把自己视为善良的人民，一直抱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他们参与的所有冲突都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全球反恐战争也不例外。他们对自己的善良愿望确信无疑，于是条件反射般地将战争责任推给别人，一般是那些希特勒般的坏人，这些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拒绝美国“给予”的和平。

　　本书对这种假定提出了质疑。本书认为不管萨达姆侯赛因和奥萨马的行为有多么恶毒，都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今天会陷入永无终结的冲突之中。虽然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尤其是批评伊拉克战争的人，已经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分别指向布什总统、他的核心集团内的人、好战的新保守主义者、贪婪的石油高管和支持以色列的院外游说团，但都显得理由不太充分。当然，总统及其顾问，还有新保守主义分子总是急着施展拳脚、动用武力，他们应为当前的困境负相当大的责任。但要让他们负主要责任，则有些抬举他们了，他们还没有这么大的历史重要性。这就如同指责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造成了大萧条、把麦卡锡主义归咎于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的古怪行为一样。

　　让美国投入无出路、无期限战争的冲动来自美国内部。数十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为国内的野心、冲动和恐惧提供了对外表达的渠道。在这个时代，美国更像是在表达国内的功能失调，试图与困扰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矛盾达成妥协。这些矛盾在美国面临的持久战争状态中得到了终极表现。

　　无论名义上是什么宗教信仰，自由从来就是美国人顶礼膜拜的东西。“没有人比美国人更热忱地把自由赞颂为生活的最终目标。”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曾经这么说。但在赞颂自由的时候，美国人把这个顶礼膜拜之物放在了自省的范畴之外。在公开言论中，自由不仅像咒语一样是一个词语，更是一种价值观，稍提到它就足以平息任何疑问，终结所有争论。

　　《美国的极限》指出，这种不引人注意的自由崇拜是一件好坏参半之事。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美国积累了许多义务，堆积起越来越难以偿还的债务。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由本身已经削弱了美国履行承诺的能力。美国徘徊在破产的边缘，绝望地依靠“战无不胜”的军队来平衡账户。但与此同时，美国又过度夸大了军队的威力，自寻破产。

　　美国今天面临着三个相互联系的危机：第一个是经济和文化危机，第二个是危机，第三个是军事危机。三个危机都有这种特点：它们都是美国自己酿成的。在评估这些危机造成的困境时，《美国的极限》借鉴了所谓的尼布尔视角。几十年前，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就以神秘的准确性和令人震惊的先见之明预见到了这一困境。这么说来，在当代历史上，他比其他人更能帮助美国找到一条出路。

　　作为牧师、教师、活动家、神学家和多产作家，尼布尔是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知识界最为杰出的人物。即使在今天，他依然可以被称为最清醒的美国预言家。尼布尔谈古论今，道出了许多具有巨大意义的真理。作为预言家，他警告称，出于傲慢与自恋的奇怪组合，“美国治理历史的梦想”可能会对美国造成道义威胁。今天，美国忽视了这一警告，给自己带来了危险。

　　对于人的本性、的可能性和历史的偶然性，尼布尔不抱任何幻想。对于全球经济危机、全面战争、种族灭绝、极权主义，以及能够毁灭文明本身的核武库，他都冷眼相看，容不得半点虚伪、废话和自我欺骗。他的世界观核心是现实主义和谦逊，充满了深沉的教理性。

　　在这种意义上，现实主义是一种义务，美国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看待世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看待世界。现实主义的敌人是狂妄自傲，其表现形式就是对美国的实力过于自信，认为它是重塑全球秩序的手段。这在尼布尔时期如此，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谦逊则是另外一种义务。它号召美国人不能戴着眼罩看待自己。谦逊的敌人是伪善，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和信仰是普世性的，美国本身负有上天赋予的使命。这种想法表现为决心改造世界，使其符合美国想象中的形象。

　　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实主义和谦逊供应不足。尼布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写的东西在冷战后依然正确：好的运气和明显的优越地位使美国“陷入最严重的自吹自擂之中”。美国人已经屈服于这些。狂妄和伪善成为美国治国之道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911”之后，它们一起促成了布什政府发起的这场没有退路和没有期限的战争。

　　布什总统喜欢把今天的反恐战争类比成当年美国对纳粹德国的战争，认为它们都是为自由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布什总统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维护美国的自由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不管用心多么良苦，这种承诺涉及几个更大的问题：现在,什么是自由,其内容是什么？享受自由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谁来付出这个代价？

　　这些都是根本性问题，不可能因演讲和滚滚人浪而视而不见。以往伟大的战时总统，尤其是在葛底斯堡发表演讲的亚伯拉罕林肯，就毫不犹豫地直面这些问题。而布什总统对这些问题置若罔闻，这也成为其缺乏家风范的一个标志。

　　自由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一定是好东西。实际上，自由不断演变，并由此产生新的需要，废除旧的限制。1941年12月美国宣布对日本、德国开战时所秉承的自由观念早已经过时了。在某些方面，这是值得庆贺的理由。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原因。

　　这些既是量的变化，也是质的变化。在许多方面，美国人今天比以往更加自由，更多公民正毫无障碍地享受着美国式生活。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自由的重新解读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变革性影响。这种变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遗产。作为个人，美国人的胃口和期望急剧膨胀。尼布尔曾不以为然地写道：“文化软弱庸俗，视幸福为快乐，视舒适为幸福。”如果尼布尔今天还健在的话，他也许会对这个判断再作修改，因为美国人越来越视放纵为舒适了。

　　美国国内经济满足这种胃口的综合能力无法跟上需求。结果，要在国内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就越来越需要美国人放眼世界。无论是石油、信贷还是廉价消费品，美国都期望世界能够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由此产生的权利感对外交政策意义重大。简言之，随着美国对自由的胃口增大，营造帝国的倾向也在增强。这两种倾向是一种因果关系。最初，美国人认为帝国是自由的对立面。然而，布什政府控制波斯湾丰富石油的努力充分表明，帝国已经成为自由的前提。

　　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悖论：行使美国式自由不再有利于产生建立和维持帝国秩序所需的实力。相反，由于过分强调消费和个人独立，行使自由可导致国家实力的逐渐衰败。当动用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成为维护美国自由的必要条件时，美国的力量储备已经被消耗殆尽。

　　例如，我们看到，越来越高涨的个人独立要求已经剔除了公民权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昨天的公民义务成了今天公民的个人选择。以前被认为是职责的事情（如紧急情况下加入保卫国家的行列）现在成了可以选择的事情。作为个人，美国人从未停止期望得到更多。作为群体的成员，尤其是作为国家性群体的成员，他们的贡献却越来越少。

　　同时，美国，尤其是国家层面的，已经不能够（或不愿意）解决“想要多少”与“能负担多少”之间的不均衡。历届政府在国会的煽动下，通过无节制的支出，加深了愈演愈烈的债务和依赖性危机。当被告知减税与入侵伊拉克相矛盾时，自诩的保守主义者、副总统迪克切尼宣称：“赤字没什么关系。”两党的政客们当然可以假装赤字没什么关系。

　　希望国境之外的世界适应美国生活方式的想法也不是什么新主意。然而，自“911”以来，美国的要求变得更加执著。在这方面，新保守主义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观察非常准确。他认为：“美国未因‘911’而变，只是更加自我。”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袭后，华盛顿的信念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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