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曾是广西工业发展标杆，其中又数电子工业与橡胶工业尤为突出，这两项支柱产业一度占据全广西2/3...
桂林曾是广西工业发展标杆，其中又数电子工业与橡胶工业尤为突出，这两项支柱产业一度占据全广西2/3以上。此前“老厂故事”里已经写过的桂林轮胎厂和桂林橡胶机械厂便是桂林橡胶工业的“代表厂”，而电子工业的“代表厂”更多，许多人随口能叫出来的就有长海厂、漓江厂、无线电一厂、二厂、三厂、四厂……这其中，起步最早的当属“老大哥”漓江厂。
(注：漓江厂最早叫国营漓江机械厂，军工代称国营六一一厂，后来又叫国营漓江无线电厂，方便起见，以下均称漓江厂。)
1958年桂林一波工业大潮开启以后，建起了一大批工厂。工厂多了，人员需求就大，特别是一些特殊领域的技术人才极度缺乏。1960年2月，国家机械工业部批准在桂林新建桂林机械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机专”)，性质为国防工业学校，培养国防工业急需人才。
光听机专这名字，许多年轻人可能会感到陌生并觉得没什么特别，殊不知，正是这所学校孕育并逐渐演变成了后来桂林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两个电子领域“名牌”，一个是今天中国4所电子科技大学之一的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另一个就是漓江厂。
当时广西的电子工业几乎是空白，机专的成立，担负着培养该领域人才的光荣使命。“机专成立之初，学校向全广西招生，1963年这一届比较特殊，是向全国招生。”湖北人彭胜利就是这一届招进来的，那年他17岁，进入机专，成为了机械专业的一名学员。他记得，之所以自己这一届开始由广西扩大到全国范围招生，是因为当时国家希望进一步扩大生源资质的选择面，从而让这所学校的水平再拔一拔。也正是这一年，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学校由于办学经费紧张，提出了办工厂。
“办工厂，不仅可以满足学生实习需要，同时可进行工业生产。”彭胜利回忆，两年后，这样的模式收效明显，得到了上级肯定，国家机械工业部正式决定，机专改为既是学校又是工厂，既出人才又出产品的体制。此时，机专已更名为“桂林机械工业学校”，工厂的名字则叫“国营漓江机械厂”，工厂是学校的“附属工厂”。
1969年，国际形势紧张。次年国家机械工业部决定，将国营漓江机械厂改为军工产品生产厂，军工代号“六一一”。而学校此时则暂停了办学，原学校教职工全部安排到工厂工作，师生上下“全民皆兵”，积极备战。
1972年，形势缓解，学校恢复办学。教师陆续调回学校，留厂的教师成为工厂生产管理和技术研发的骨干。两年后，机械工业部决定，学校改称桂林无线电学校。而这一时期，学校成了工厂的“附属学校”，每年学生毕业大部分留厂工作，充实工厂的技术力量。
经过了一轮“附属”关系对调后，到1980年，国家决定在原桂林无线电学校基础上，由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后来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支援一批教师、干部，建立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次年8月，国家确定将校厂“分家”。
由最初一所专科学校演变而来的这一校一厂均在后来桂林工业发展的历史长河里留下了属于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从“亲缘关系”来说，如今桂林电科大的学生走在街上如果遇到了以前漓江厂的老师傅，或许叫一声“师叔祖”“太师叔祖”亦不为过。
漓江厂脱胎于以培养国防工业人才为使命的桂林机专，那么它从诞生那天起便被烙上了一个基本底色——军工。
纵观整个桂林在“三线建设”时期，从事军工生产的工厂不算少，像之前“老厂故事”里已经写过的就有从事制造的桂林星火机械厂、从事海军消磁设备研制的桂林电表厂，以及桂林轮胎厂也曾设立过一个空军轮胎生产车间。不难发现，一个工厂如果要从事军工生产，一般是在海陆空中择其一。而当时桂林有一个厂是海陆空的军工活儿全都干过，那便是代号“六一一”的漓江厂，这样的“军工含量”当时放在全广西亦是独一份。
早在漓江厂还是学校的“附属工厂”时期就已经开始接触军工任务，1966年，他们就接产试制成功了一个空军用的飞机配套仪器，不过此时还属于“小打小闹”;1969年，工厂受命到四川接产一套海军敌我识别器产品试制任务，漓江厂算是“正式入伍”;1971年，工厂又从河南一个军工厂接手一个陆军散射通信机产品试制任务。至此，漓江厂达成了“海陆空全套武装”。
凡是工厂有军工任务，军方就会派军代表驻厂监督并协助工作。那一时期的漓江厂军代室同时设有海、陆、空三个。这其中，又属那套海军用的敌我识别器试制任务最为紧迫。1970年，31岁的甘锦璜作为海军代表进驻漓江厂，见证了这套设备从图纸变成产品的全过程。
“上头给的时间紧迫。”甘锦璜回忆，当时从四川运来的那套设备是苏联支援的一台样机，但是体积太大，型号不适合我军装配，漓江厂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这个产品等比例缩小，达到“最轻化”，这样装备时才不至于变成“负累”。
做过烘培的人可能了解，把一个蛋糕等比例做小很容易，只要把原来的模具按需做一个更小的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把一台精密的设备等比例做小，那就不是一个两个模具的事了。这套设备全身上下就有几百个零件。
“为解决产品机箱机壳的进度，工具车间指出当年就要完成300付模具，这是工具车间从未做过的任务。”彭胜利此时负责的是工艺外协工作，因为三个军工任务几乎同时期展开，他需要在三个项目之间跑来跑去，来回协调。一本总台账是他每天必须带在身边的东西，哪个零件到哪里，哪个项目缺什么，都一遍遍地在本上记，在眼前过，在脑子里转。“整机装配没有场地，就协调用学生住宿的场地改造成生产车间;零件硬度达不到要求，就联系兄弟厂一起攻关。”
甘锦璜当时这个项目的军代表之一，也必须全程跟着项目跑，各个环节把关，一个零件一个样品都要对照上级要求逐一检验，差一点不过关坚决不签字。不签字就意味着返工。“军工产品精度哪怕差一星半点，那放在战场上就是要死人的!”
在数不清多少次返工与签字后，1972年漓江厂制出样机。《桂林市志》上这样记载“漓江机械厂于1969年接产该敌我识别器，1972年制出样机，在我国南海海域首次试航成功，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1974年通过设计定型，1979年批量生产，产品装备在海岸、船只”。厂志上同时还记载“这是当时国内四个同类产品生产厂家第一个实验成功的”。
“四个同类产品”是什么意思?在此前“老厂故事”里写电表厂的篇章就有类似的桥段，即国家指定多个工厂同时试制同一产品，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产品试制的成功率和效率，无论是谁先成功，最终都是属于这个国家的成功。当时桂林电表厂是与上海华通开关厂两厂“比武”，漓江厂则是四厂“比武”。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国防战略布局开始转向既为国防建设服务，又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中国大规模的“军转民”序幕由此拉开。“军工含量”颇高的漓江厂自然是避不开这一波浪潮。
纵观全国各地“军转民”成败案例，对于许多老军工厂来说，这是一次生死考验，有的成功了便一路凯歌，有的失败了可能就一落千丈。
从技术层面来说，“军工人”搞民用产品不难，甚至可以说是“降维打击”，民用产品精度差一点，大不了可以售后解决，而军工产品精度差一点，“战场上要死人”，所以，“军转民”的难点在于体制改变，以及对市场风向的把握和领导层对企业的管理。
过去一直是国家下达生产任务和财务计划的计划经济体制，从上世纪80年始把企业推上市场，企业逐步走向经济独立。对于许多企业来说，这样的转变是需要一定时间适应的。
留给漓江厂的时间并不多，1980年，上头给漓江厂下达的军品任务已经为零，就只剩手头上还留着一点之前未完成的任务，做完这点，收完款，就意味着此后漓江厂要靠自己养活自己，近2000人的吃饭问题摆在了领导层面前。
进入80年代以后，收录机开始在许多家庭流行。那时候，时髦的标志是穿喇叭裤、戴镜、拿卡式收录机。收录机、电视机等电器成为这一时期桂林电子电器工业的主要产品。
“1980年，我们这一年要生产10万台黑白电视机、10万台收录机及350万盒磁带。”在这个节点，当时的领导层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目标。彭胜利对此印象深刻，当时34岁的他已经是中层干部。一天，他跟管财务的张海琴一起被叫到厂长办公室讨论这个方案。
漓江厂原本做的军品基本都是“小批量”生产，例如从1969年开始试制那台海军用的敌我识别器，从图纸到最后批量生产就用了10年时间，最后从这个厂出去的这个产品总计才200多台。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军转民”方案，一个月就要完成上万台产品，这样的任务又是一次大家从未有过的尝试。
同时还要考虑研发产品的时间成本，其实从1979年开始，漓江厂便开始研制808漓收录机。但即便是军工人“降维打击”也很难在这么短时间赶上技术已经成熟的地区和企业。那么，眼前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便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1980年，漓江厂与港商合作，以进口组装件组装销售的模式，开启了自己的“引进之路”，主要进口组装黑白电视机和收录机。
而市场很快便给予了他们积极回馈，产品上市便供不应求。刚刚开放的新时代，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渴望不言而喻，80年代的香港正走在潮流前沿，而漓江厂的产品多从香港进口，当时全国许多文艺青年追“港风”，也许就是从一台“漓”853收录机开始的。
这一年，全厂上下齐心投入到这一场“军转民”新战役中，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工人们每天加班组装……年末，彭胜利又与财务张海琴一起去开会做汇报，“那年我们把财务报表拿来一看，全厂职工工资发完、利税交完，居然还有一千多万元存款!”漓江厂的这一次“求生之路”走通了，形势一片大好。
“军转民”战役的大获全胜，让漓江厂第一次尝到了做民用产品的甜头，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马上又摆在了领导层的面前，军工生产线还要不要保留?
继续搞军品，那么厂里就要持续投入人力物力去维护生产线，并持续对该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更新换代，不然很快就会被落下。但军品当时的效益显然不如搞民品来得快，搞军工可能一年的收益还不如搞民品一个月的。
“当时我们还是动员他们保留军品。”甘锦璜对此记忆深刻，作为海军驻厂军代表之一，他也向上级汇报了情况，上级表示理解漓江厂的处境，当时提出支持漓江厂转型搞民用，同时可以每年给予漓江厂一定的资金保留军品，特别是之前已经研制了10年的那套海军敌我识别器。虽然目前军工任务少，但这些钱专门用来养着两三百号“军工人”以及军工生产线是没问题的。
对此，当时漓江厂的领导层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方认为，“军工底色”的漓江厂在国防领域有深厚基础，若保留军工，假如以后国际形势变化，又有军工需求，随时可以做到“若有战，召必回”;另一方则认为，当时转型如此成功的军工企业实属不易，厂里近两千人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何不集中火力搞民品，乘胜追击，大干一场?最终，他们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没有达成统一意见”这个答复基本就等同于选择“放弃”。而此时，另一个做军工的兄弟厂正好也在进行同样的抉择，而他们的选择是“保留”。最后，在军方的协调下，那套漓江厂研制了10年的海军敌我识别器便转由那个兄弟厂接续研制，相信大家对那个厂也不陌生，叫国营长海机器厂，军工代号：七二二。
放弃了军工资质，漓江厂丢掉了自己的“底色”，自然也不再需要军代表驻厂，1982年，甘锦璜结束了在漓江厂长达十余年的军代表生涯去往了贵州一家军工厂。
虽然放弃了军工，但客观来看，漓江厂自“军转民”以后确实走上了属于自己民品的“高光”之旅，迎来了此后至少20年的好景，也让“漓”民品为桂林工业赢得数不胜数的功勋章。
《桂林市志》记载，1981年以后，国营漓江厂自行开发多个品种的收录机产品，产销累计近70万台。
1982。
